【前方视野】探讨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媒体与大众传播——专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
问：周院长，非常感谢您做客联合国新闻的播客节目《前方视野》。现在人们都能够感受到社交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种冲击到底有多大？
周庆安：其实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我们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互联网给这个世界的信息秩序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交媒体的兴起，实际上对于新闻的整个形态和媒体的结构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觉得有几个变化是特别明显的。
第一个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接受习惯和人们脑海当中对于信息的基本认识。信息从一种结构世界的基本要素，开始变成了人们印证自己观念的很多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尤其在传播领域的信息，开始越来越呈现出去中心化的一个样态。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权威开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公众因为拥有了独特的表达能力，开始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手段，开始发布自己的意见，传递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和媒体、公众和公众之间的反馈互动变得更加的活跃。
所以从积极的一方面说，今天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网络。在这个信息网络当中，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节点，他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很重要的是，他又是信息的发布者。其结果，这个世界的信息变成了一种扁平化的、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取到相关信息的一个社会。
但是从消极的一方面说，这样的信息接受习惯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对这个世界的结构性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人们可能不再简单地以今天的头条、政治版面、经济版面、体育版面、文化版面来看待世界，他们可能更多的以推送，或者是更多的以人们的互动交流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本身的主次结构就会随着人们的接受习惯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接收习惯，甚至受制于媒体，尤其是平台型媒体潜在的算法陷阱。所以2016年牛津词典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Post-truth（后真相）的出现。我们认为后真相是对今天全球信息秩序和传播秩序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环境当中，更多地去还原事实的真相，给公众建立起一个更加客观、全面、准确的世界观，这其实是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时代面对今天的信息秩序，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问：人们现在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好，他们获得的信息的内容也好，往往受制于他们的接收习惯，受制于算法。您能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周庆安：今天，大家都有移动终端，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对于信息的偏爱，选择自己习惯的媒介平台。有些人喜欢用视频作为自己的信息获取方式，有些人喜欢用流媒体，有些人喜欢用推特、Facebook这些社交媒体。所以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来选择不同的信息发布主体，不再简单地在传统意义上依赖于权威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开始逐渐地划分成更多的社群。这些社群拥有不同的信息爱好，不同的信息偏向，同时也会形成不同的意见的聚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公众的观念的分化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会出现越来越多对立的相反意见。不同的信息社群之间沟通、交流的难度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问：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制于平台推给他们的东西？
周庆安：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算法，实际上把信息结构改变了。因为算法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并且强化了这种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你喜欢看什么信息，算法就越来越多地给你归纳和推送这种类型的信息，这样人们就会在算法推送过程中，不自觉地减少了获取不同意见，相反意见，甚至多元化信息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要更多地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避免每个人进入算法陷阱。
问：的确，作为一个普通的信息的接受者，我们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那么面对如此大量的信息，如果没有算法来推，解决之道在哪里呢？作为一个个人，我怎么去选择信息呢？
周庆安：我觉得今天我们对算法的挑战和威胁产生质疑，并不意味着算法本身不行。算法本身是没有观念倾向的，但是算法的使用者和算法的设计者如何更好地来适应一个平衡的社会，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今天的社会，信息量越来越大，公众在选择信息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要依赖于几个不同的渠道。首先，我认为传统媒体仍然在今天的信息发布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一角色本身的重要性不应当受到质疑，因为它代表了基于事实进行叙事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依然是今天我们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需要信赖和尊重的主体。
第二，我们认为平台型媒体在今天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社交化的媒介形态，更多地依赖于人们的互动、沟通、分享，来真正意义上形成信息环境。算法强化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时候的态度和倾向。所以借助算法，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势必要避免算法可能产生的对于信息的过度偏向和过度依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去平衡或者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算法，实际上是我们在平台媒体的建设过程中间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公众的交流过程中，仍然要依赖或者仍然要相信社会层面的互动。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群体，他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和接受信息是通过网络，是通过游戏，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网络社群。但是，我们还应当鼓励他们建立更多线下的交流和互动的机会，通过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补充平台信息和权威媒体报道，获得多元化的信息。
我自己的主张是，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应当有一种相对结构化和稳定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决定了每个人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和重要性的时候，是依赖于他自己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观念，而不是依赖于信息的推送和偶然性的因素来建立他自己的世界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多种信息的渠道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问：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在当下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平台，对于算法的设计者，您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呢？
周庆安：我觉得今天网络治理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是全球范围内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网络治理本身牵涉到的话题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基于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时代，当我们在讨论网络治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维度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基于社会的共识，来理解今天网络作为社会信息的基础设施所发挥的作用。客观上来讲，它仍然更多地扮演了给社会不同群体赋权、发声，让大家有所表达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在治理的过程当中，要跳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命题，更多地建立一种信息的平衡度，鼓励多元群体在网络治理当中发声，提供他们的信息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意见，通过不同群体的意见，来建立一种社会的、在治理过程中间的有效的博弈，最终才能够给我们今天的网络治理提供一个平衡的结构。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在网络治理的过程当中，还应当更相信专业化的力量。因为今天虽然我们有了更多的信息发布渠道，但社会发展仍然依赖的是真实准确的信息，给大家建立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和真实的世界观。所以应当更进一步地鼓励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治理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一方面还应当相信，传统媒体在今天社交媒体发展的时代，拥有它自己独特的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会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不断地改变他们自己的技术表达方式，既在传统平台上，又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声。
所以，我特别期待未来的网络治理是一种博弈关系，是一种多元主体、多种发声的主体通过相互博弈，最终建立起来一种平衡关系。这样，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社会当中，他们看到更多的真实的信息。
还有一个因素是必须要强调的，就是整个社会公众的媒介伦理和媒介素养对于网络治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公众的媒介素养，尤其是新媒体素养，需要包括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在内，我们大多数人来共同培养，也需要公众能够真正意识到，在今天的网络社会当中，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信息判断能力，我们必须要对虚假信息、对假新闻、对仇恨言论说“不”。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为自己的信息发布能力和自己的信息接受习惯负责。所以，我觉得网络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问：专业的新闻媒体在面临来自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帖子的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往往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那么这也意味着它在市场竞争方面也在失利。那么对于这种现象，你觉得专业的媒体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周庆安：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专业媒体在今天社交媒体时代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数量的增加而感到满足。相反，在信息数量快速增加的过程中，很多人因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对于信息真伪的判断、对于信息的准确性开始失去自己的判断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数量过大，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感受，增加了人们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是它的专业主义。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我认为叙事、讲故事的能力都是传统媒体独一无二的能力。而且，他们独特的魅力是在于用新闻专业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真实的事件。所以，他们的角色和作用在今天社交媒体时代其实是被相对忽视了。
第二个方面，传统媒体所经历的最大挑战，实际上来源于公众拥有的独特的信息发布能力。过去呢，老百姓更多地只能依赖于传统媒体来认识世界，今天他们有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们可以用各自的社交媒体来发布自己的看到的事实，发布自己的主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统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要进一步地开发出来，就是对事实核查机制的坚守，核查就成为了传统媒体非常独特的优势。
我相信，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我们会越来越需要更加有效和完善的机制去准确判别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事实。所以传统媒体的报道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判断和验证我们身边发生事情的一种依据。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传统媒体有必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因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传统媒体都是追求赢者通吃的局面。传统媒体过去的发展比较追求覆盖率，比较追求的规模的扩大，读者群体的增加，观众群体的增加。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的特点也会逐渐波及到传统媒体层面上。也就意味着传统媒体在未来会是一个分众化的、垂类细分、更加准确的这种情况。
其实，除了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媒体有了更多的专业化的区分——比如说，商业化的媒体，体育类的媒体，传统的时政类媒体之外，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垂类媒体的出现和兴起，比如说关注国会政治新闻的《国会山报》（The Hill），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报道范围和自己独特的用户群体。所以这个群体不一定是无限大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非常忠实的读者和受众群体。
所以我觉得未来不会有一家赢者通吃的传统媒体，但是会有一个市场细分之后相对比较稳定的传统媒体的市场。而且传统媒体是要在今天社交媒体的环境当中采用更多的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但是实际上需要坚持它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才能够更好地在社交媒体时代生存和发展下去。
问：刚才你也提到了专业的媒体应当也要上社交媒体，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信息。那么你觉得专业媒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在海量的社交媒体帖子当中脱颖而出呢？
周庆安：专业化的媒体在社交媒体时代，其实还是自带了专业媒体时代的光环。作为一种机构帐号，它在社交媒体上首先会赢得比普通的公众更多的关注。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或者重要的事情是要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那么，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要求专业化的媒体更贴近现场，更重视时效，而且更多地关注公众的反馈。通过这样的反馈和更好的时效性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专业性。
第二个就是他们要更适应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信息接受习惯。比如说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场，越来越多地分享各种图像和视频。所以无论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媒体，还是后来的电视媒体，他们都要放下身段，更多地用第一手的视觉信息或者甚至互动信息来给大家呈现出更准确的形态。
除此之外，我觉得它还要借助它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机构账号本身拥有的独特优势是它有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包括纽约时报的《雪崩》报道，包括曾经在美国很受关注BuzzFeed、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这些基于社交平台成长起来的媒体形态，它都更多地运用了大数据，运用了增强现实或者虚拟显示技术，甚至开始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始不断地创新自己的报道条件。
所以我想他们的报道和他们在社交媒介上呈现的一定要比我们普通人能够发布的信息更精美、更准确、更全面，而且更深入。这样的它才能在社交媒体时代真正意义上完成自己的转型。
问：根据您的观察，人工智能目前对媒体产品的制作、传播和使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周庆安：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最接近于对传统媒体产生革命的一种技术力量。在新技术运用在传统媒体的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三个时代，而这三个时代其实是在过去十年当中快速短期的完成。
我们首先经历的是一个大数据的变革时代，data communication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数据时代改变的是传统媒体的表达习惯，他们会把大量的文字叙事转变成可视化数据这种表达方式。这提高了传统媒体的表达效率。
基于元宇宙技术的虚拟显示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场景，他们更多地可以从真实现实当中进入到一个虚拟构建的场景当中。在虚拟显示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完成他们可能抵达不了的那个现场的构建。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多元化的传播场景，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到很多过去感受不到的东西。
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话语体系的变化。因为大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上可以看到更多地由机器生成的接近于人类的表达。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是巨大的，它改变了讲故事，只有记者能讲这样一种传统的认识。当你发现机器可以开始讲故事的时候，而且机器也可以开始讲很好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人工智能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有更大的挑战，甚至有更强的竞争力。
人工智能带来的第二个很大的变化是它极大程度上地提高了传统媒体的工作效率。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地可以依赖于人工智能对于以往的信息，包括现场同步发生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检索、归纳和自然生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推动新闻工作者可以创造和生产出质量更高的、更具有前瞻性的信息。
第三个非常大的变化是它对传统媒体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伦理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无论是它的语言表达，它的图像生成，甚至它的视频生成的水平都越来越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真实在人工智能面前是可以被再创造出来的。那么新闻工作者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更进一步去甄别他们所获取的信息真实、准确的程度。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一个人工智能的环境当中，要更认真地，或者说投入更多力量去做事实核查，避免假新闻，避免深度虚假的新闻的生成，避免我们的传统媒体和专业的媒体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
在这次联合国的未来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球数字契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的出台。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新闻教育领域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各国有必要建立起有效的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有一部分跟新闻传播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会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事实、图片、视频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的权威的专业化的报道当中。在报道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对其进行说明，让公众了解这个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真实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区别。
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意识到，新闻媒体今天的报道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变化，所以人工智能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热点，也受到了媒体的追逐。所以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人工智能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基本人工智能的素养，其实也是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间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
70年代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全球传播新秩序，现在的全球传播新秩序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结构，而且是怎么样更清晰地厘清技术结构。这是现在我们很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工智能治理变得非常重要。
问：我们常常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消息都是碎片化的，然后发布者是以惊悚或者是猎奇的角度来发布信息的。年轻人如果长期地大量看这些消息的话，是会受到负面的影响的。对于这样的现象应当去如何治理呢？
周庆安：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跟今天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第一，我们要认真的意识到，在今天平台媒体发展的过程当中，基于流量的这种传播规律是要得到认真地纠正和批评的。今天我们很多平台媒体都基于流量、追求流量去发布信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都遇到了这种情况。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真地去面对和改变流量为王的这种基本的观念，提高信息的质量。
第二个方面，对于受众群体来讲，有效地进行信息的区分，甚至是信息的分级，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公众，尤其年轻人，他们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缺乏甄别能力的。所以要针对不同的类型的媒体，让这些平台更进一步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对不同的推送，对不同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区分。
第三，媒介素养的课程和媒介素养的教育要进一步地下放到年龄更小的孩子们的群体当中。过去我们把这个工作一直都放在大学来做，我们认为到了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工作者，才有媒介素养的要求。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社会各种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甚至老年人群体，他们都有非常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所以我很鼓励，甚至在小学层面上，要开设一定的媒介素养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开始接触到社交媒体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这里的信息是多元的，是复杂的，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所以他们自己有意识去理解这种信息的复杂性，这才能够综合施策，来有效地避免这种流量为王，错误信息，甚至是有害信息对这个年轻人群体的伤害。
问：刚才您提到了，媒体素养的培养需要从小做起。那么具体来说，怎么能够提高孩子们的媒体素养呢？
周庆安：我觉得提高媒体素养呢，可能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真实性，就是我们在提高媒体素养的过程当中，要让孩子们理解真实世界和在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差别。如果孩子们在认为社交媒体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他们就会很快沉浸在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当中，从而放弃了对现在社会上或者事件当中的真实性的追求。
第二个关健词叫做有限度，就是对于年轻群体来说，我仍然认为使用社交媒体要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可能是时间或者是范围。如果在很年轻的群体当中，就让他们快速地沉浸在社交媒体推送的虚拟世界当中不能自拔，一天有很多时间沉浸在短视频或者是信息的推送当中，他们就有可能出现网瘾，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第三个，我觉得年轻人的媒介素养也体现在责任感，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转发者，甚至是信息本身的发布者。如果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有害信息是有趣的，甚至是值得转发的，那么他们就会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不断地去扩散这种有害信息，而这样的年轻人的独特渠道未必见得是父母或者是成年人所能够了解到的，所以这会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建立在信息发布过程中的责任感其实也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问：清华新闻学院有多少在校的学生，每年又产生多少的毕业生呢？
周庆安：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是一个年轻的学院，我们2002年才建院。清华的新闻教育有四十多年的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学院，我们才刚刚庆祝我们二十二岁的生日。
今天清华新闻传播学院办学的理念，我们把它归纳为国际化、实践性、交叉性。
我们主要立足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今天我们有在校的硕士和博士学生加在一起大概有500多人， 我们的主要专业方向包括了国际传播、新闻学、智能传播与科技应用、经济传播与媒介管理，还有影视传播和媒体创意这五个主要的方向。
我们和美国南加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双学位培养机制。我们有持续了将近20年的全球财经新闻的国际研究生培养的方向，也在积极地推动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希望培养一批真正意义上能够准确、客观地报道世界和报道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实践当中，我们的毕业生的总规模大概在2200多人。这批学生中间的大多数人今天仍然奋斗在媒体的一线，在从事新闻工作。这其实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仍然能够回到媒体这样的一个大舞台当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今天的社交媒体，通过信息的获取、加工和专业性的报道，用在学校学到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这个社会。
当然从特点的角度来说，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是中国比较国际化的一所新闻传播学院，我们有超过20%的在校生是国际学生。
我们的学科建设高度依托于清华自身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学科交叉性比较强，这些年来在一些新的领域当中开展研究，包括气候传播、健康传播、智能传播的伦理与应用、经济传播，以及我们正在推进的传播与全球发展——紧密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所开展的发展传播学方面的研究。
问：您认为现在传统媒体是属于一个失利的状态，但它是一个暂时的情况，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您会不会担忧你们的毕业生的前途呢？
周庆安：所有的老师都会关心毕业生未来的发展，新闻人又是这个社会当中最为焦虑的群体，因为他们经常会看到未来潜在的风险，而守望风险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当然也是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天职。
我们当然会关注学生未来的就业和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觉得讲故事的行业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消失，它会变成在不同的载体、不同的平台上仍然具有独特作用的角色。
结构性的世界观，专业化的事实的叙事，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就像经济学讲的，货币可以从纸质的变成数字的，但是印钞的人仍然在那儿，控制货币总量的人仍然在那儿，银行还在那个地方。不会因为没有人去存纸币，银行就消失。
所以，我们认为高素质的新闻人在未来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之一。他们过去传统上可能是报纸的记者、编辑，后来可能是扛摄像机冲锋陷阵的人，今天他可能是拥有移动端，随时能够提供移动的现场信息的新闻工作者队伍。
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包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样的具体可见的冲突，也包括像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这样不可见、但是随时对社会发展产生致命威胁的风险。在这些议题上，其实人们仍然需要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拥有过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不足，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获取到准确信息，能够建立起社会信任的这支队伍，它的规模还不够，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理念。
以上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