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视野】薪火相传，将“反家暴”运动进行下去 — 专访妇女心理援助专家侯志明
“红枫热线”是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自1992年开通以来，从未间断。30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坚守“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至今已经接听电话20多万人次，其中一万两千多次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求助电话。
侯志明是红枫热线的第一期志愿者，见证了红枫的诞生和成长。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中，她回忆了“红枫热线”开通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
侯志明: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很多人都对妇女工作和妇女的生存现状非常感兴趣，也充满了担忧。 这是第一届妇女理论研讨会，是在1986年。改革开放之后，妇女大批下岗，参政议政比例严重下降。
当时有很多专家说：女人当时的现状就是文化程度偏低，技术各方面水平也是偏于低下，另外又有繁重的养育子女的负担，所以不如干脆回家去主内，让男人能够全身心的去投入到紧张的、压力非常大的工作中去。
这很快遭到了反击。女人首先是人！女人也要寻求自己的发展，女人也有智慧，也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同时，女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素质，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是自己自身的立身之本， 你怎么能做好一个母亲呢？你给子女是什么样的榜样呢？
1992年我们经过了四年的披荆斩棘，在左右冲突中寻找最适合我们、我们又能做的，而且又能够比较见效的活动，真正帮助到妇女。我们做过很多种尝试和努力。王行娟老师是创始人，她带着我们大家调查研究， 也搞过妇女成才、妇女就业这样的调研。 最后决定我们创办妇女热线，能够直接地为处于弱势的、存在心理困扰的、压力重重、困难重重的妇女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1992年9月1号我们就开设了全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
陆续接到很多电话，比如有下岗的，有的是觉得自己比一般的男的不差，但是淘汰就要优先保留男性职工的工作权利。最初就是在职场上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也包括“二保一” 之后男人变心的。因为当时知青大批回城之后，比如说有一个工作岗位，那肯定是先给男性；有一个上学的名额 ，比如两个人都有可能考上，但是为了这个家，也只能是女的牺牲自己的机会，保男的。 有些男性有了稳定的工作，返城后上了学，可以留校或者是留在城市工作。有了正式的收入，有了文化知识，也有了更高的精神方面的追求，于是看不上对方。这样就有女性来电，会问凭什么这样，诉说她心里的委屈。”
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起初是为帮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女性，给她们提供重要的心理支持。90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里，“家暴”不是被普遍认知的词语，但“被打”却是热线电话另一端的求助者频繁提到的。
1994年，红枫把家暴电话从热线中分离出来，单独统计，通过走访北京城乡的家暴个案，写出中国大陆第一份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报告，之后出版了第一本反家暴案例集。
侯志明: “1992年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家庭暴力的概念。但是有些女人挨打，被打后逃出家门，但是又投诉无门。 我们这个热线成立后第二天，就从中国青年报转来一个向他们求助的女性。一个妇女被打，伤也很重，还吃不上喝不上。我们当时的接线员，包括我们工作人员，觉得挨打肯定是对妇女的人权人格的一种侵犯。但我们如何帮助她呢？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条件解决她的生存的困难。 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只能是大家摊钱，给她解决暂时的困难。
从1994年开始，我们在不断接到热线之后，就已经开展了调查，对北京城乡的各30个个案访谈调研， 然后出了一套书，其中有一本就是 《围城内的暴力 — 殴妻》。我们已经关注到家庭暴力，关注到各种类型的家庭暴力，它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用什么样的途径能够减少和消除暴力。但是那时只是在调研。现在再拿出这本书看，它是一个个的个案。我们把个案原因分出来了，但是今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消除暴力这方面，涉及的非常少。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的时候，第一次把家庭暴力引入到咱们国内。我记得，我也参加世妇会了，当时在平谷有世妇会的很多的外国代表团，他们就在整个公开的场地演活报剧。穿着白袍，上面有血，然后有人用鞭子、用纸卷着筒来抽打。之后大家就逐渐有了“家庭暴力”这个概念。从1995年世妇会之后，我们又不断地开展区域性的研讨会，有关家庭暴力的研讨会。”
2004年的妇女节，红枫开通“反家暴专线”，侯志明担任热线主持。她告诉我们：热线在没有资金和必要的物质保证的情况下，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给受害者心理支持和精神陪伴，帮助她们找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侯志明: “我们有一个咨询的框架：第一次发生家庭暴力、最重的一次、最近的一次。 通过这个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家庭暴力的发生、发展、频率、严重程度、她求助的动力、动机，以及她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她咨询目标是什么。从热线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为求助者提供资源，但是我们可以帮她梳理她现有的资源。
我们在2012年就有了一个受暴妇女心理帮助模型。那个模型的一个核心就是改变认知。改变认知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对自己的认知。我跟你平等，我也工作，你也工作，凭什么遭受暴力？第二个是改变对婚姻的认知。离婚又怎么样？你就拿出离婚的态度，对方就不能拿它当杀手锏来控制你了，他也会对你改变一些态度，跟你平等的去商量问题。即便离婚了，也不是我做人的失败。还有一个是对暴力的认知。越忍越让，越助长对方的猖狂。有些女性会说“我也有错”。即便你有错，但是打人是违法行为，打人了，性质就变了。最后一个认知是对孩子的认知。孩子总要长大，因为家庭暴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生活，其实对孩子也有特别不好的影响。我们来电求助者中有些就是目睹暴力长大的儿童。长大以后自己婚姻不幸福，在单位和领导关系不好，因为领导让她想到她的父亲。特别是他自己恋爱、和异性相处时，她都觉得困难重重、压力重重，那种自卑让她觉得无路可走。”
为受到侵害的女性群体提供重要的心理支持和帮助的同时，红枫热线也在不断成长，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自热线开通以来，相继培训了近千名来自心理、教育、法律、媒体等专业领域的志愿者。
侯志明: “我们的人员是流动的。 现在已有26期志愿者，每期都做案例研讨。每个月都有一次案例研讨，一次专题讲座。大家在研究案例的过程中也是会有成长的。人员流动是不断的，有一批一批的年轻人加入。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确实是有更多新的、更有活力的人来接线，加上不断的培训。我们每天都有督导抽查，发现问题都会及时指出来，一起来探讨怎么做才能更能有效的帮助到对方。
我们坚持一个月一次案例督导，一次专题讲座。我们特别关注家暴问题，一直在这方面做研究、做探讨，先后都召开过十次全国性的反家暴研讨会和专题论坛。我们研究家暴的规律，也研究家庭中夫妻之间发生暴力的导火索，以及夫妻之间相处的一种互动模式。”
虽然对受侵害女性群体的完整社会支持体系仍有待建立，但是红枫热线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成为两代中国女性当中很多人的知心朋友，成为她们生命中的寄托。作为热线的第一代接线员，75岁的侯志明仍然活跃在守护妇女尊严和平等权利的最前沿。
侯志明：“我是共和国同龄人，今年75岁。 我始终对妇女问题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我也非常感兴趣。在工作中，使命感是不断在增强的。
红枫30年来所服务群体包括低收入单亲母亲、失独老人、性侵受害者、家庭暴力受害者。这些弱势群体真的是需要帮助。通过我们有限的帮助，也真的看到了效果。我觉得也是一种鼓舞和价值感，它使得我的晚年感觉到被人需要，可以发挥我的光和热，我因此感到很幸福，也感到很充实。”
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的第一代接线员侯志明的采访。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