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专家：希望阿桑奇一案终结后当局对解密指称的潜在罪行进行调查和起诉

爱德华兹: 这起旷日持久的案件一波三折，在我看来，这对阿桑奇先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对他的获释和案件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表示欢迎。我认为各国已经就此案达成了合理的解决方案。阿桑奇先生承认犯有多项罪行。他在贝尔马什监狱的服刑时间为五年，我认为这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

现在，许多权利倡导者会认为指控阿桑奇没有法律依据。然而，我认为，鉴于一波三折，这实际上是在法律和政治方面所能取得的最佳结果。

《联合国新闻》：从人权角度来看，你认为此案会对阿桑奇先生等其他举报人的整个处境产生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兹：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案件。政府有权在一定程度上保守保密，尤其是在外交和军事电报方面。

然而，政府为保护公众和国家安全而享有的这种保密程度并不延伸至揭露战争罪行或任何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民主国家应该受到问责，他们的人民应该具有这种问责的能力。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这就要求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这些是民主的支柱。

《联合国新闻》： 此案是否会成为类似案件的先例？此案与其他类似案件有何异同？

爱德华兹：真正的挑战在于，美国有一部1917年颁布的非常古老的《间谍法》。鉴于此案的复杂性，我鼓励美国更新其间谍法和引渡法，使其完全符合人权，包括可适用的处罚类型，以及对记者和举报人的保护。

人们不应该也永远不应该被引渡到他们可能面临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的地方，这包括与可能犯下的任何被控罪行不相称的处罚。

美国必须认真对待阿桑奇先生揭露的这些罪行，并进行适当调查和起诉。

对战争罪和其他违反战争法的行为有罪不罚，只会使行为者更加一意孤行、胆大妄为。

我认为，如果此案有助于促进出现任何积极的进展，那就是看到美国对有罪不罚的案件提起诉讼。

《联合国新闻》： 你如何评价在阿桑奇先生的案件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出于捍卫人权因素？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

爱德华兹： 在人权领域，我们并不经常能够庆祝取得成功或者胜利。因此，我认为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活动家和倡导者来说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以人权为由施加的压力实际上会产生影响。

一个案件的政治背景往往是存在的，但当涉及到人权时，就需要进行严格、独立的审视，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因此，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案件可以改变什么的话，在我看来，真正要改变的是立法改革，以更有力地加强对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绝对禁止，确保这些引渡法对记者和举报人的保护有适当的保障--同样还有间谍行为--并确保阿桑奇先生泄露的文件中有四组不同的潜在罪行现在得到适当的调查和起诉。

《联合国新闻》： 联合国是否有保护人权的必要基础工具？是否有必要的法律机构可以保护像阿桑奇先生这样的举报人？

爱德华兹： 我认为适用的法律框架是存在的。《禁止酷刑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等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框架。

我确实认为国家内部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以更好地反映人权标准。这一点应该适用。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进行这些漫长的起诉时，总会涉及到家庭，我对斯特拉-阿桑奇和她的孩子们表示同情。

在这些审判过程中，他们的家人也可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他们将能够在澳大利亚平静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