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专题】人类在灾害中成长——专访人道主义者郝南
在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联合国同奋战在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者共同表明，我们#无论如何#，会坚定不移地为所服务的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一位来自中国的人道主义者郝南通过《联合国新闻》的采访，分享了他参与人道主义救助工作的经历。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郝南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做志愿者，之后辞去了牙科医生的工作，全职投入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郝南：“医生的动机是救死扶伤，这其实也是一种人道精神的体现。人道援助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在里边。 这种意义的内涵可能跟做医生的工作内容不同，但是起源是一样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职业的选择上有什么根本区别，只是说人道援助更多的侧重于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只是工作的对象和工作的内容不同。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更愿意选择在灾害当中发挥自身的这种能动性，贡献一份微小的力量。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试图去了解灾害对人和社区造成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就好像说医生在治疗疾病之前需要先了解疾病是怎么样影响人体的。 所以实际上，虽然我不做医生了，但是还在尝试用医生的思维和医生的工作手法去回应灾难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了解了灾害对人和社区怎样造成影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在灾难当中社会与人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这些需求又可以通过哪些行动去给予回应，可以更好的帮助受到灾害影响的人和社区更好更快的恢复。”
郝南目前是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致力于重大自然灾害的灾情信息管理。从2008年在汶川地震后第一次做救援志愿者开始，郝南就注意到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匹配给救援工作带来的阻碍。
郝南：“当时在新闻上了解到灾害的严重情况的时候，我自己就完全坐不住了。当时考虑到我自己是有医疗的背景，在灾区会有很多人当时正处于伤痛之中，我觉得我的专业性是可以帮到很多人。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见过鲜血淋漓的场景。这对医生来讲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就比较困难。
“但是到了成都以后就发现，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后方愿意出力的人特别特别多，全国有几十万志愿者涌到灾区。但是他们到达灾区之前其实对于灾区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在当时就决定在成都留下来，放弃用医生的身份去帮助别人，而是先去解决灾区的需求和后方的资源不匹配的问题。 从此就开启了我这十几年的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的这样的一个支援服务。
“我们发现沟通信息、（消除）不对称也是能帮到很多人的，甚至比我们投入到现场还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比方说灾区当时是什么都缺的，但是灾区的范围很大，整个汶川地震灾区200公里长。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到底哪些地方受灾是更严重，在当时几乎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在灾区现场到底缺什么样的物资，在灾区之外也是几乎完全无法了解的；后方的物资可以用什么样的路径传递到一线也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很多在北京、在深圳的伙伴是干着急没有办法。这种场景当时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
“在灾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我们有责任在鲜血和泪水当中、在灾害当中锻炼起来。把看到的问题和锻炼出来的能力用于之后的灾害救援当中，才不枉费灾难当中人们的牺牲。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下一次比上一次做得更好的话，就是一种遗憾和一种愧疚。所以在之后就不断地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办法、去学习。”
2017年，郝南有机会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亚太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认识到各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时面临很多共同问题，也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解决方法。
郝南：“人道援助所涉及的两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是在战争中、冲突当中的人道援助，另外一个是自然灾害当中的人道援助。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受到自然灾害影响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所以实际上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应对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危机的经验，这种实践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应对的是同样的挑战，全球应对自然灾害其实是没有国界区分的。 这是人类本能的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危机的一种反应。
“我个人的观点是：志愿精神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它首先是出于自己的自发的意愿去参与到救助他人的行动当中，这样的一个动机实际上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在危机当中涌现出来的志愿行为, 它本身就蕴含了人道援助的基本的精神。”
郝南认为社会有自我修复的潜能，解决危机的资源和力量都蕴含在社会当中。遇到重大灾害时，社会的自发行动体现了它的自愈功能。郝南分享了他和伙伴们在民间救援工作中的具体经验。
郝南：“在中国今年经历的自然灾害当中，我们每一次都能看到志愿者积极参与的身影。可以说在所有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危机当中，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 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很多的年轻人从线上参与危机协作行动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像疫情当中，全球也都有很多互助型的线上协作，志愿组织的发声和行动。
“我们从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面上，从不同的尺度上，去试图汇总、全面描述灾区范围里人和社区的最急迫的需求，然后把行动与资源与这些需求匹配起来。 比方说在生命救援阶段，我们会启动紧急求助信息平台，去快速收集处于险境之中的人们的信息，然后去和国内的社会救援力量进行对接，引导他们更好、更有效率地去在现场完成救援工作。
“在危机时被激发起来的这种志愿服务的动机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能。 每一次在危机当中都会有志愿者站出来, 挺身而出，为遥远的陌生人付出自己所有的能力，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是生生不息的。”
郝南认为灾难总有一天会发生，而人们并不是时刻都能为此做好准备，因此要不断提升整个社会和公众的认知。而人道主义者正是担负起这个使命的人类守望者。
郝南：“现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气候灾害的频度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危机越来越多。灾害和疾病一样，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存在，它不会按照人类的美好愿望，再也不发生。相反，在未来一定会有新的灾难发生，所以时刻都需要有人为此准备好。人道工作者是这个世间的守望者，他们需要时刻准备好，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在没有灾难发生的时间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磨练自己的本领，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好去应对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所发生的危机事件。 我个人认为：准备实际上是比响应行动更为重要，我们行动的水平是由准备的水平所决定的。
“所以一方面要提高专业的人道工作者的数量，要经过大量的培训建立职业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要能够让有意愿在危机当中自愿参与的公众也能够更快地去具备一定的专业程度，要做到帮忙而不添乱。
“我自己选择从事这项事业，也让我个人获得了更多的成长。从事志愿服务、人道危机当中的救助工作让我变成了一个我之前不敢想像的更好的人。 我觉得灾害是人类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人类世代和灾害并存，在共存中不断成长。我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在经历过灾害、在参与过灾害救援之后，他们所获得的是非常明显的个人的成长。所以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参与卓明的志愿服务，也像我当年一样成长为一个更有担当的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一个更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人。”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