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遇袭20周年：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
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遇袭20周年到来之际，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前工作人员讲述了他所遭受的“巨大的心理创伤”。
哈立德•曼苏尔（Khaled Mansour）现在是一名作家兼记者。2003年时，他担任粮食署驻伊拉克办事处的发言人，他侥幸逃过了这场导致22人罹难的恐怖袭击。
哈立德回顾了自那以后的生活以及他的所思所想：
哈立德•曼苏尔：针对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的恐怖袭击对我打击极大，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个人生活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看法。
当时，我正驱车返回办公室，距离大楼只有几百米，亲眼目睹大楼被炸，然后迅速倒塌。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但心理上的伤害却是巨大的。
几小时前还在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已粉身碎骨，有的尸骨残骸躺在停车场的板片之下。沿着尘土飞扬的黑暗通道摸索前行时，我看到了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的场面，现在我还不时会想到这个场景。
当天下午和晚上，我和一名伊拉克同事一起开车在巴格达各地检查伤员，帮助他们与家人取得联系并给予安慰。
我对联合国感到气愤，也对愚蠢且凶残的恐怖分子感到愤怒，但最终，我还是最生自己的气，因为22名同事都不幸丧生，而我自己却苟活了下来。这种情绪，是我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心理治疗和自我反思才发现的。
回顾过往发生的事情，我仍然会悲伤于生命的陨落，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能够回到冲突地区工作，能够更加批判性地思考这种事件出现的原因，以及这些事情是否原可避免。
哀悼逝去的生命
在休了几个月的假、哀悼这一巨大的生命损失后，我慢慢回到了工作岗位。两年后，在2006年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33天里，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再次担任了联合国发言人。
这并不意味着我回到了2003年8月19日早上爆炸袭击发生之前的状态。我觉得，我变得更加敏感、考虑更加周到，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局限性以及国际治理体系大规模改革的必要性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我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问题思考了很多，十年后，我开设了一门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在开罗美国大学法学院教授这门课。
2001年，这种政治化在阿富汗变得更加制度化，在伊拉克战争发生前夕，这种制度化进一步深化。这种发展态势从未改变，过去20年来发生的叙利亚、也门、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缅甸以及其他灾难都印证了这一点。
中东和南亚的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反对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指责他们沦为西方的不偏不倚的工具，这并不奇怪。
所有这些都不是为恐怖组织的邪恶策略开脱，更不是为之辩护，而是为了尝试了解这些机构招募人员和开展行动的环境，也是为了说明对无辜人民的负面影响，他们不仅深陷国际社会的政治阴谋，还饱受武装团体（或国家）的控制。
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援助人员并非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明白自己的工作有多么政治化，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工具化。但不管有多现实，许多援助人员还是发现，他们在各个冲突地区的处境难以为继。
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革筹资机制和治理体系，努力提高援助行业的透明度，从而恢复人道主义原则。
我们需要使这一崇高使命免于沦为一种工具。否则，巴格达以及随后许多其他地方的援助人员的牺牲将只不过是附带损害。
我们需要解除对援助人员和援助机构的束缚。这才是真正地缅怀殉职的同事，而不是仅仅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场残杀过去了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