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专题】共同应对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造成的人类公害——专访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
联合国于6月12日发布了一份有关数字平台信息完整的最新政策简报。简报指出：虽然数字技术是保持社会联系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也助长了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传播，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威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甚至可能导致暴力和死亡。大规模传播虚假信息会给人类带来生存风险，并危及民主制度和基本人权。《联合国新闻》就此议题采访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数字平台包括各种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传递信息的应用程序，连接着全球数十亿人，仅“脸书”（ Facebook）就有大约30亿的用户。由于数字平台容纳了巨大数量的用户以及巨大数量的创作者，因此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们普通人每天所接触到的信息。在数字平台上不断放大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不仅混淆视听，甚至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闻传播的实践和研究。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他首先分析了数字平台在信息传播上带来的改变。
方可成：“这些数字平台或者说是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从极其乐观的角度去设想的。当初设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信息发布的门槛极大地降低了，同时信息获取的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而乐观之处就在于，我们会默认为这里面说到的信息的发布和信息的获取都指的是准确的高质量的信息。
但是我们忽略的，也是今天成为现实的是：在我们说信息的发布和获取的门槛降低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虚假的、低质量的、仇恨性的信息发布和获取的门槛也大大降低了。
“在我们的数字平台上面，比较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情绪性的，特别是一些虚假的、带有阴谋论性质的、甚至是仇恨言论等内容往往获得了大家更多的关注和转发。与准确的、高质量的信息比较起来，这些不准确的、低质量的信息反而获得了更高的传播度，更好地利用到了互联网平台所赋予的这种低门槛的发布和获取的特性 。”
方可成指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制造虚假信息的主要动机无非是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
方可成：“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更主要的虚假信息的生产、发布和传播的动机是纯粹的商业动机。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内容其实更容易获得关注，更容易变成流量，而这个流量可以进一步去以广告之类的形式去变现，成为可观的收入。因为这一类虚假信息能够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个体、公司和团体去抓住这样一个商业机会，用这样的形式去赚钱 。
“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既有带有政治动机的俄罗斯人去发布信息，去干预美国的国内事务。当时也有一群在欧洲的一个叫做北马其顿的国家的年轻人，他们纯粹是因为失业了、活不下去了，然后发现了原来在Facebook上专门写一些关于美国大选的假消息，获得很多的关注，进而变成客观的流量和收入，所以他们是完全是出于钱的考虑去做这个事情。
“虚假信息的传播在中国有一个特点： 它确实是以商业动机为主。但是又因为中国确实存在对于内容的相当严格的管理和审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那些精明的商人想要用虚假信息去赚钱，同时也会希望去制造一些尽量安全的虚假信息，尽量不会被干预的虚假信息。 那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很多人选择的是关于国外的虚假信息，关于国际新闻，比如说像俄乌战争、美国大选等。在这些事件里面就会有大量的虚假信息去流传，因为它们被删除、被审查的可能性是更小的。 比如俄乌战争这一年多的时间以来，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大量的虚假信息在流传。 可以说在一些人日常接收的信息系统里面，可能俄军早已经胜利了很多很多次了，但这显然和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中国的（信息）生态里面的一个特点。”
接收到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后，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进而继续在数字平台上释放这些观点和情绪。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网络上充斥的极端言论呢？
方可成：“我首先想提出的是：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污言秽语（时）无言，看到这种非常撕裂的表达时，我们首先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民意、一个代表性的反应。因为实际上，很多学术研究已经发现，现在仍然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言的一群人其实只是非常非常小部分的一群，可能就10%的网友在网上会比较积极的发言。所以我们首先不要觉得网友们真可怕，而且所有人都是这样（可怕）。
“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偏偏是这10%的意见更极端、更可能去骂脏话、发表这些仇恨性质言论的人，为什么是他们在发言？ 那90%的更文明的、更理性的人为什么不发言呢 ？这个就要追溯到社交媒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机制了。在社交媒体的这个产品机制里面，更情绪化的内容实际上是更容易吸引眼球，更容易被点赞、被传播、被分享，这也就无形之中去激励的那些想获得关注的人去采用一些更激烈的表达来获取关注。他们也能够从表达中间获得非常多的关注， 可能让他们获得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享受。 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不愿意用这种方法表达 ，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太能被看见， 而他们因为要回避这些比较污言秽语的表达，所以就更少去发言了。 所以我想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个产品机制的问题 ，是社交媒体平台本身没有很好的去鼓励和容纳这种更有复杂性的 、更理性的、更深度的讨论， 反而它鼓励的是这种更浅的、更刺激眼球的表达方式。”
方可成进一步指出：网络暴力与现实中的暴力有一些共同之处，其发生的原因在于：一些有特定性格特质的人身处一个非常有利于他们施暴的环境中， 又明确知道不会被追究、被惩罚。
方可成：“如果一些有这种暗黑人格的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知道自己可以躲在自己的ID后面去发言，去攻击别人，但是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责任，那他就有很大的概率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一方面需要去关注我们的社会中间存在的这样一些人，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去塑造一个条件、一个场所，让他们更少有施暴的动机和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说到网络暴力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平台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一方面大大增加他们施暴的成本，比如你发了一个什么样暴力的言论，后来发现其实根本就显示不出来；或者你得想很多方法才能攻击到那个你想攻击的人； 或者是你发现攻击了之后，你会很容易就被追究法律责任。”
方可成强调：数字平台的假消息和网络暴力都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案，需要社会各方的参与。
方可成：“具体的施暴者和假新闻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当然是需要直接负责的。但如果我们看到这些问题都不只是个例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去处罚具体的个人是永远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互联网平台当然是最直接需要去做一些事情、去为此负责的。因为他们直接创造了这样一种机制，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导致了更多的虚假信息和更多的网络暴力。另外，他们实际上通过这些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带来的流量，从中直接获取了经济上的、商业上的收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有更大的责任做一些改变，对自己的产品做更多的调整，以减少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当然了，在任何一个这个市场里面，这种商业公司都不会非常主动积极地去做这些消耗成本还会影响收益的事情。所以一定会涉及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政府监管 、媒体的监督、NGO（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包括公众意识的提高和公众的监督。这肯定需要一套整体的方案才可以真正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
“我相信公众当中实际上是有巨大的潜力的，大家是想做好的事情、善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鼓励大家更愿意去做这些好的事情、善的事情，而且让大家做的事情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影响力，能够传播开来。
“政府当然就是要从立法监管的角度去干预。当然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政府需要在里面保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因为毕竟是涉及到对网络言论的监督和管理，如果走得过了或者是说如果在这过程中间被一些其他的势力利用的话，很可能这种监管会变成一种对网络言论的一种束缚、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干预。没有监管的言论市场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怎么样更好地去干预，怎么样去促进言论自由、观点交换、观点碰撞，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干预，实际上还是需要非常小心地去设计自己的监管机制的。”
当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与数字平台息息相关时，如何获取更全面、更多元的资讯，避免虚假信息的困扰，这已经成为每个信息接受者所面临的挑战。方可成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
方可成：“媒介素养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它最核心的就是对信息的收集和辨别的能力。大家需要知道，你所接触的每一条信息都是有具体的来源的，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某个平台生产出来的。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 比如是《纽约时报》或者某一个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自媒体生产的。你要去了解到它背后的来源，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根据其他的一些参考的资料，去大致了解这些具体来源的可信程度，这非常重要。“媒介素养”非常核心的一点 是：你会意识到，如果我真的很关心消息来源，那我就不会任由社交媒体平台用算法给我推内容，就不会做一个完全被动的消费者，你给我什么我就看什么， 我就会变得更加主动，我要去寻找我信赖的来源所提供的消息和内容。你就会逐步建立和更新自己的一套我自己把它称为“媒体食谱”了。 就好像你吃东西一样，你不是任由别人喂给你什么。知道什么东西更健康、对我更好、我现在更需要，那我就会非常主动的去寻找这些适合我的，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食粮。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一种被动的投喂式的信息获取方式转变为主动的去寻找、去辨别、去获取的这样一种模式。”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