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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专题】让脑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惠及人类——专访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学术所长蒲慕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7月13日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脑神经技术研究及其相关的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出席了会议,和与会人士交流了脑神经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它可能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以及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上的讨论和共识。蒲慕明就此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蒲慕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脑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人类进行科学研究就是要了解自然现象,包括关于宇宙的未解难题。而当我们试图理解生物体的时候,最复杂的就是大脑。人类的大脑就是人体中的宇宙,像宇宙一样神奇、浩瀚。

蒲慕明:“人性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大脑的状态,大脑各种网络结构,还有过去的所有的经验造成大脑里面留下来的记忆,以及它的结构的改变。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他所有的决策,决定他的意志。

“人体所有的组织都没有大脑这么复杂,它不但细胞多,细胞的种类也多。它有特殊的连接,网络也复杂。它的功能也是人类或者所有动物最重要的功能。所以,理解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是理解自然现象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前沿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我们现在还是在探索的最初期。现在有很多脑疾病都没有办法医治, 各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等疾病都是未解难题,脑科学还没办法解决。但是如果理解大脑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通过开发治疗干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会对我们人类的健康有所帮助。”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
蒲慕明供图

蒲慕明介绍说,脑科学研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在于,科学家和医学家对我们对大脑结构有了相当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蒲慕明:“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进步包括:我们可以到医院里面去,用非侵入式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你大脑的结构的变化,宏观结构的变化。可以用扫描、核磁共振、光声成像知道大脑内部的一些结构和功能,然后做很多诊断,知道你大脑是否长瘤,长在什么位置等等,可以做手术。 这都是医学和脑科学研究带来的,以及新技术带来的好处。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解决很多脑疾病,但是已经比以前要有很大的进展。对于非常简单的大脑功能,包括我们怎么样看到外界的物体,怎么样了解听觉系统、视觉系统、还有情绪系统,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变化, 是什么脑区控制的,这大致都有一些了解。”  

脑神经技术是能够将技术组件与大脑神经系统直接连接的技术。蒲慕明解释说:脑机融合就是利用机器从大脑读出来的信息、意念,换成电信号发出控制指令。

蒲慕明:“用意念控制假肢就是一个最通常的技术应用,这就是脑机融合,脑机接口。你也可以用机器去调控大脑,这也是脑机接口。我们现在很多医院都在用这个技术来治疗。比如说你中风了,手不能动了,或者手动得很慢,医院就给你在头上打经颅磁刺激磁场,打在你的大脑皮层,它就可以帮助你恢复你的运动智能。 这都是非侵入式的,在头骨外面用磁场来激活你的大脑。”

最终脑机融合技术发展到极限,机器可以控制大脑的活动,致使人失去自主能力。如果没有道德护栏,这类技术就会带来风险。蒲慕明指出:脑神经技术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
蒲慕明供图

蒲慕明:“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技术?用这个技术有没有得到病人的同意?病人知不知道用这个技术会有多大害处、有多大好处?这都是一些伦理的问题。 你在人的大脑上做一些研究,什么研究可以做,什么研究不能做,(什么研究)会对人有伤害,这都需要有道德伦理标准。

“任何能够改变人的大脑或者是干预人的大脑的技术,都有伦理的问题,包括吃药。你吃药可以帮助睡眠,这个当然是好事。有时候吃药能够帮助你增强你的记忆,有了增强你的能力和认知能力的药,你去考试就比人家考的好。药物增强作用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每个国家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各有不同,道德伦理标准也不尽相同。蒲慕明强调说:各国科学家在做医学研究时,都在遵循国际伦理标准。

蒲慕明:“当然每个国家可能有基于社会文化特性的准则,也许有次级准则,但是一定有普遍共识和通用准则。对病人有害就不能做,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最基本的。一定有基本的法律规则,相对的、文化的规则,那就是各个国家自己要定的。要维护宇宙的规则,同时又考虑到国家社会的特性,这非常重要 。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西方文化确实有不同。比如说我们对隐私的理解就跟西方不太一样。我们对隐私要求的程度没有西方人高,因为我们从来就是在非常拥挤的社会下生存。我们的家庭住得都很紧,隔壁什么事情,邻居什么事情都很清楚,没有什么隐私。所以中国对隐私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对比如说病人的隐私的标准,什么样的病人的东西我们可以泄漏出去,什么东西是我们要保护的,我们也许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没有西方那么严格严谨。但是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我们政府的要求,以及我们整个医学界的要求,是跟国外一样的。

“还有就是病人的知情权。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必须要知道,他有决策权,医生不能有胁迫,不能有利诱威胁等等。 这是病人的保护,这就是道德伦理的一部分。这种准则就必须要严格遵守,全世界都一样。”  

2016年,蒲慕明获得Gruber神经科学奖。
蒲慕明供图
2016年,蒲慕明获得Gruber神经科学奖。

蒲慕明还指出:除了维护国际准则,脑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成果分享也是至关重要的。

蒲慕明:“脑科学技术非常困难,研究出来的技术通常都是全世界在应用。有些新技术的传播和扩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能很快的得到新结构、新的知识。很多数据出来后,数据分享是很重要的。比如昨天晚上,我们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在CELL期刊上面,是中国16个研究组,上百人的合作研究。成功绘制了猕猴大脑皮层的细胞类型分类树,并揭示了细胞类型组成和灵长类脑区层级结构之间的关系。CELL期刊是生物学界最好的杂志了。这个出来之后,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立刻上线,让所有数据在全世界都可以获取。很多我们还没有分析的结果,别的国家的科学家看到可以继续去分析 。”

谈到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关系时,蒲慕明指出:两者是彼此互补的,脑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人工智能的设计,但人工智能和人类大脑的智能仍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蒲慕明:“因为人工智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有高智能。人脑是最高的智能,所以就是帮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通用的、像人脑一样可以做各种决策的智能。现在还差得远,现在看来没有一个机器人像人的,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单用智能、专用的智能。比如说语言交流可以,但是让他把所有的信息整合,把看、听、写所有的功能都整合在一起,这样的机器人还早呢。 至少在目前,在未来数十年,是不可能超过人脑的。”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